4人已过澳网单打首轮关 中网协球员表现可圈可点******
中网协球员表现可圈可点
本报讯(记者 李远飞)北京时间昨夜,2023年澳网结束了单打正赛首轮的全部比赛。除因手腕伤势退赛的郑赛赛和因天气原因改期出场的张帅外,其余8名已经出赛的中网协球员里,4人闯过了首轮关。虽然战绩胜负各半,但中国姑娘和小伙的表现可圈可点。
去年在法网打入16强、温网和美网晋级32强、澳网闯入第二轮的中国女网新锐郑钦文,在墨尔本公园延续了强势表现,仅用时56分钟,就以6比0和6比2击败了匈牙利球员加尔菲,速胜晋级。加尔菲的单打世界排名是第86位,去年美网也打入了单打第三轮,实力不差。郑钦文能够轻松取胜,与她各方面的充分准备不无干系。“有了更多经验,因为今年不像去年,什么都是第一次。”她赛后说,“最近我的感觉一直都还可以,我也一直在很努力地训练,这一切都是一点一滴积累成的,我对这个结果不意外。希望能够保持水准,下轮看发生什么。”
朱琳以6比2和6比4战胜了加拿大球员马里诺,王欣瑜以7比6(2)、6比4淘汰了东道主球员亨特。两名中国姑娘此前都曾与各自对手有过交锋,按照朱琳的话说:“比分看上去轻松,但比赛过程其实很难。”能够赢下来,经验总结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坚持和自信。“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做到了坚持到底。”王欣瑜赛后说,“最重要的,还是要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无论场上的比分如何,你的状态如何,你的对手是谁。”
商竣程也是如此。这名首次参加大满贯成人组单打正赛的17岁小将,以6比2、6比4、6(2)比7和7比5击败了排名高出自己120位的德国球员奥特,实现了公开赛年代中网协球员澳网男子单打首轮的成绩突破。他透露,比赛中遇到困难时,自己凭借的也是坚持和自信。
张之臻、吴易昺虽然在两场5盘鏖战后遗憾出局,但他们都在场上充分释放了自我,打出了自己想要打的网球。面对“抽击如鞭、发球似炮”的美国球员谢尔顿,张之臻耐心与之周旋,打出了自己的高水准。如果不是决胜盘局分5比4时的那个赛点回球稍稍偏了一点,他就将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晋级。虽然最终在残酷的抢十后输球,但张之臻仍然配得上掌声。吴易昺的5盘大战是一场超过4小时的鏖战。在这场比赛里,吴易昺为了增加自己的进攻侵略性,进行了各种大胆尝试,打得不保守,输得不难看。
而1比6和3比6输给前世界第一K·普利斯科娃的王曦雨,和1比6、4比6告负的袁悦,看到了自己与对手的差距,期待在未来继续提升自己。以袁悦为例,首次出战澳网单打正赛,首场就被安排在主场地罗德·拉沃尔球场进行,对手还是赛会女单6号种子、希腊名将萨卡里,袁悦尽管拼尽全力,但紧张和实力差距让她最终败下阵来。她在赛后说:“我是排名百位的球员,她是前十球员,我们之间必然有差距。慢慢来,一点点去追上,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人家也是通过很长时间才达到今天的程度的。我也需要通过更多训练和比赛去弥补我们的差距。”
《北京日报》2023年1月18日第12版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