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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长沙铺排重大项目1766个 累计完成投资5116亿元******
长沙坚持项目为王、项目为大、项目为先，2022年共铺排重大项目1766个，累计完成投资5116亿元——
稳住项目建设“主战场”
华声在线全媒体记者 周韬 金慧
通讯员 徐艳艳
1月8日，长沙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兵分两路，马不停蹄，一天时间现场观摩14个长沙市重大项目，总结盘点2022年项目建设成果，为今年项目建设和发展积蓄动能。
2022年，长沙坚持项目为王、项目为大、项目为先，全年储备项目639个，预估总投资7800亿元;共铺排重大项目1766个，累计完成投资5116亿元;新引进“三类500强”项目80个，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285%，实现了全年储备、铺排、新引进项目“三量齐增”，稳住了项目建设的“主战场”，挺起了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以久久为功之“劲”，构筑产业高地
2022年是项目建设加压奋进的一年，也是精彩纷呈的一年。
灰白色的外墙、干净整洁的环境，走进星邦智能国际智造城，偌大的生产车间鲜见操作人员，映入眼帘的全是智能化生产线。
“当年开工、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创造了项目建设的速度奇迹!”星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建成达产，预计年新增产值100亿元，实现税收超5亿元。
“长沙速度”绝非个例：天创精工超精密加工制造基地项目从签约到开工1个月内完成，10个月实现竣工投产;楚天思优特从选址、设计、施工到最终交付，一座无尘洁净工厂拔地而起，只用了短短45天;岳麓山实验室集聚区项目实现主体封顶，工期提前半年……
追求高效，更要讲究高质。2022年长沙项目建设成绩可圈可点：博世汽车、三一集团18号工厂被认证为“世界灯塔工厂”;星邦智能国际智造城项目入选“全球工程机械50强”，长沙成为全球第二个拥有5家以上世界工程机械50强企业的城市;博大科工汽车轻量化精密零部件生产研发基地项目，成功突破卡脖子技术，引领行业前沿;申亿精密高端装备零部件智能制造工厂项目，成为国内首个集高端精密零部件技术攻关、设计生产和标准检验于一体的智慧化样板工厂……一个个重大项目成为长沙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长沙项目建设高效、高质推进，离不开全市上下抓项目的高度共识。各级领导干部靠前指挥、加强统筹、主动协调，各级部门强化政策指导、要素供给、服务保障。持续实施“一周一通报、一月一调度、一季一讲评、半年一考核、一年一观摩”，进行“新开工、未开工、新竣工、未复工、已复工问题清单”台账管理，建立重大项目建设投融资、征拆腾地、审批服务、招商落地等4个要素保障组，及时调度跟进项目建设情况，先后组织4轮集中开竣工活动、3次项目拉链活动，营造抓项目的浓厚氛围、形成促产业的强大合力。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兴则经济兴。2022年全市实施重大产业项目955个，累计完成投资3905亿元，涌现出一大批成长性好、层次水平高、创收能力强的好项目。
以水到渠成之“举”，拓展投资洼地
在长沙大华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生产车间，一台台网络摄像机完成自动装配、测试、包装，日产量可达2万台。该项目负责人说：“项目建设进度非常快速高效，2个月落地，3个月建成投产，我们投资湖南有信心!”
一年前还是一片黄土，如今已是一排排厂房。德赛电池储能电芯项目2022年1月签约落户望城，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完工。这并不是德赛集团第一次“牵手”望城。2019年,该公司首个智造产业园项目落户望城，成为成功投资的典范。
“时隔3年我们再次合作，当地政府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其表示，公司计划将望城打造为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
这是企业持续投资的坚定信心，也是长沙招商的经典案例。
招商引资是项目建设的活力之源。2022年，长沙持续发起招商“四季攻势”，全年新引进重大项目200个，总投资2380亿元，项目个数和总投资都超过上年水平，其中，第三代半导体开福金霞产业园、万象生态教育智慧城、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及零部件生产基地、楚天生物医药与生命科学产业链建设项目等投资超百亿的项目共6个，成为长沙经济发展与稳投资的“压舱石”。
长沙新引进“三类500强”企业项目80个，增长20.9%，总投资达860亿元。目前在长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已达180家，为全市产业加快发展蓄势赋能。
以营商环境之“优”，夯实发展福地
从第一次接触到项目签约，仅2个月;从厂房的第一根桩打下去到第一台设备入场，仅9个月……桑特液压集成阀块智造项目负责人张法林，十分认可长沙的营商环境。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2022年6月，长沙发布建设国际国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提出要以营商环境之“优”，带动投资项目的“增”。
聚焦项目难题，长沙全力精准帮扶，推动项目极简审批。如湘江新区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望城经开区推行“建设承诺制”“拿地即开工”，长沙县要求项目审批实现在省级规定基础上平均提速50%……
长沙市领导及联点负责人一次次深入项目一线，现场调度帮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的难点和堵点。千名干部联千企，帮助企业解决各类问题1.2万余个，如宁乡经开区设立8个项目小分队解决项目建设难题，宁乡高新区实行“每周一早餐会”调度机制，解决项目困难……
大项目推动大发展。2022年，长沙项目数量持续攀升，预期效益可观。中伟新能源全面建成达产后产值将达500亿元，年税收超10亿元;九典制造高端制剂研发产业园项目全面投产后，年产值将达60亿元，亩产税收最高可达770万元;大陆集团中央电子工厂项目达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可达30亿元，创造就业岗位1000个;九芝堂国药健康产业园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0亿元、年税收2亿元……
自2019年提出“产业项目建设年”以来，长沙每年新春“第一会”都以项目建设“起手”、年底以项目观摩“收官”，为项目建设的熊熊之火添柴加薪，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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